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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戴锦华教授的线上讲座
“黑镜·凝视与看见——我们时代的文化、社会与人”
更新时间:2021-12-13 10:30:37

(通讯员:林兆文  摄影:崔丽丽)2021年12月9日晚上19:00-22:00,由我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电影研究中心”举办的“黑镜·凝视与看见——我们时代的文化、社会与人”讲座于腾讯会议平台顺利开讲。该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主讲,我院裴亚莉教授主持。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牛鸿英教授、马聪敏教授及我院谢欣然、李雅琪两位青年教师担任与谈嘉宾。本次讲座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线上、线下参会人数超过1500人,听众提问积极,现场气氛火爆热烈。

 讲座开始,主持人裴亚莉教授隆重介绍了戴锦华教授。裴亚莉老师介绍说,自从1980年代以来,戴锦华老师因为她在电影理论、女性主义和大众传媒等领域中的研究著述和超人气的课堂,改变了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的文风和生态,引领了女性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戴老师倾注在朴素而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服务中的激情,以及她对于世界与他人的爱,更成为无数她的读者和听众灵魂里的抚慰。戴锦华老师总是全身心地投身于她所经验的时代,并创造了一个具有延展性和实践性的时代。

 讲座开始,戴锦华教授首先指出,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新技术革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文化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上,我们几乎寄生在手机之上。智能手机用移动终端的方式几乎成为我们的“义肢”,成为人的身体的延伸。互联网、物联网,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方式,而且彻底地改变了资本的分布方式、组织方式,也极为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力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最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因此,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的范畴内,这场深刻的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是空前绝后的。

 戴锦华教授以深广的历史视野审视了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变化的发生。她说,当我们戴上VR眼镜或者使用VR、AR、XR等新技术时,“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也看不见,因为所有的看见都有可能是不见。”游戏技术装备或者是观看装备,都可能意味着一场更深刻、更全面的被资本主导的社会进程,进而快速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态。但戴老师认为人的“观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向来如此。她以1973年美国“普利策奖”的新闻照片《战火中的小女孩》与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B52轰炸机照片为例子,说明,在当时,图像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从而诱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全世界的反战运动和其他社会文化运动,进而深刻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生态;人们会因媒介的传播而“看见”自我的舒适带之外的世界,并把在世界的别处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生命之间建立起一种真切的感受,形成共情、认同以及同理心,从而变成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承担,进而转化为社会行动。

 然而,戴老师认为,在智能手机时代,人们的观看方式说明了我们的“观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例举叙利亚战争及其被观看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的例子,认为有关叙利亚战争的新闻报道,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与注视,“叙利亚难民望向我们,但是却没能抵达我们”;由于我们越来越习惯于“自我观看”,所以“他们并没有望进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意义上,戴老师引用了拉康的“凝视”理论,认为当代人正处在拉康意义上的“自恋式”的“自我凝视”中。在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立场上,戴老师和听众分享了她对三部以叙利亚战争为背景的叙事电影的理解。这三部电影分别是黎巴嫩女导演娜丁·巴拉基的《何以为家》、突尼斯女导演考塞尔·本·巴尼耶的《贩肤走卒》以及2019年非裔导演拉吉·利的《悲惨世界》。她也向听众们推荐了几部日本电影,认为这些电影都以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当代电影人对“观看”“自我”以及他人和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

 最后,戴老师借用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辞职时所编辑的最后一期杂志的“卷尾语”,结束了她和线上线下听众对电影艺术及其作为当代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分享:“电影应该是一种及物的艺术,只有当我们因拍摄他者而忘却自我的时候,电影才有意义。”“电影之力需由爱来解开,是连续的爱的扣环让我们喜欢一部电影:充斥其中的情感,对于每个细节和整体辩证的用心,为了作品而不遗余力完成的爱意。热爱我们所做,同谁做,以及为何而做的——爱的艺术。”在戴老师看来,这种爱是由主体及客体的、由自我及异己的一种将我们所有人相连接的方式,它是电影艺术的美,也是人类社会健康生存的必须。

 在与谈环节中,牛鸿英教授首先以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与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两本书为例子,对于如何在关于他人的苦痛和世界的苦难方面产生共鸣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牛鸿英教授认为电影《少年的你》将观众成功抛入了一个直面当代价值危机与道德缺陷的症候群当中,为我们再现了他人之痛并提供了我们与他者进行对话的机会。另外,针对如何在新媒体狂欢时代通过文化、镜像以及生活实践作出积极回应这一系列的问题,牛鸿英教授展开了与戴锦华教授的讨论。

 马聪敏教授则以自身经历阐述人是如何被各种“黑镜”、新媒体设备、影像等媒介所设定的指标所界定;她也和戴锦华教授以及所有听众分享了她对戴老师的学术成就、思想魅力对她本人和当代学术界的重要影响的理解。

 谢欣然老师表达了她在后人类时代所感受到的被技术革命所裹挟的焦虑。她认为数字技术看似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但是却造成了一种意识和记忆的大规模同时性,带来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但戴老师则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人都不应该放弃自身可能改变这种“同质化”现象的潜能,需要我们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时代,努力做到真正的“看见”。

 李雅琪老师则代表线上听众对新媒体时代的电影本体论问题提出了追问:“新媒体时代电影是否仍具有电影性?在通过移动终端观看电影的受众面前,电影的电影性究竟在何处?”戴老师认为,关于电影本体的问题的讨论,应该永远保持着一个开放的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电影应该像我们对当代所有文化提出的期待一样,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以及他人的“看见”、责任和承担。

 讲座最后,戴锦华教授以富有激情的话语恳切地呼唤大家在电影院中真正地享有电影艺术。作为20世纪的一种艺术的极致,电影仍然在提供着一种视觉上的审美的沉浸式的体验,电影艺术始终履行着通向动态世界的各个方向的窗口的作用。对于青年电影人而言,如何经由电影、屏幕、镜头尝试将自我言说变为向人们倾诉、抵达他人、让看见变为共享的便利,这是电影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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